论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
摘要：以埃尔多安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改变了土耳其以往单维度、不平衡的外交政策，开始向多维度、多样化的方向逐渐发展，积极扩展在中东、中亚、高加索、巴尔干、非洲等地区的影响力，以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其外交政策显示出更大的独立性。尽管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上主要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作为外交基轴，但并未一味地为迎合美国而在国际事务中处处跟随其后，而是着力扩大国家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寻求独立声音。中东剧变后，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现出延续性和灵活性。需要指出的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以西方国家为基轴的外交战略发生根本性扭转，外交政策的东移不过是亲西方政策的补充，旨在更好地完善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关 键 词：土耳其；埃尔多安；战略深度；地缘战略；中东剧变
作者简介：郑东超，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北京 100860）
文章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2年第5期
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上台执政以来，以埃尔多安(RecepTayyip Erdogan)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做了很大的调整：积极改善同中东国家、俄罗斯的关系，推行与邻国以“零问题”（Zero Problem）为原则的外交政策，同时在伊拉克战争开辟“北方战线”问题上与美国交恶，长期以来积极申请加入欧盟未果而对欧盟产生不满。在中东剧变的大背景下，土耳其谋求在乱局中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灵活调整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争取发挥更大作用，以提升国际地位。本文以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为切入点，探讨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同时分析中东剧变给土耳其外交带来的冲击，以洞察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实质。
一、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现任外长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外交思想的实践。达武特奥卢曾为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顾问，2009 年 5 月被任命为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提出“战略深度”（Strategy Depth）的外交思维。“战略深度”外交思维是以土耳其历史深度和地缘战略深度基础而提出，土耳其曾经有过辉煌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同时位于中东、巴尔干、中亚、高加索、里海等地区的交汇处，因此土耳其不应该把自己定位为安于一隅的国家，不仅要在所在地区以及邻近地区扩大影响力，而且应该追求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在国际舞台上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参与制定而不是一味顺从国际规则。同时，不应将自己定位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因为这是太过被动的外交姿态，显出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辅助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的国际影响力。土耳其要努力成为世界政治中承载地缘和历史责任的“积极贡献者”和“中心国家”，与美国、北约和欧盟的关系保持和谐的同时，不能影响发展与俄罗斯、中国或中东国家的关系。
在国家层面上，土耳其以往的外交政策过于强调与西欧、美国的关系，而忽视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应该重新审视以往被忽视的与伊斯兰世界国家的关系，在没有放弃与西方国家友好的前提下，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应该更加平衡和多样化，以防止与美国、欧洲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地区层面上，以积极的行动主义（Activism）为指导，土耳其在应对中东、巴尔干和南高加索地区的国际态势发展方向时应具有强烈的外交前瞻性，在所有这些地区中应该承担起塑造良好秩序的角色，而不应只是被动应对危机的国家，需要在危机发生前进行有效的干预。在全球层面上，战略深度主义进一步延展了土耳其共和国在建国初期所制定的“国内和平，国外和平”的外交总体战略，不仅要维护本国的秩序、稳定和安全，还要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实践这些外交政策时，主张以软实力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利用与所在地区国家在文明、历史上的渊源和联系，发展经济，推动政治融合。制定所在地区未来的战略构想，以共同的安全框架，政治上的对话，经济上相互依赖，辅以文明、宗教共性为基础，扩大其在所在地区的影响力。
土耳其的“战略深度主义”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主张土耳其实行“睦邻”的外交政策，以与邻国的“零问题”原则代替“零和”的外交思维。睦邻外交是土耳其的外交传统，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就彻底放弃了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实行尊重邻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睦邻友好政策。达武特奥卢认为，妥善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是实现土耳其全球战略宏图的前提条件之一，土耳其在与邻国的冲突中大量消耗国力，因此欲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承担主要角色，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与邻国“零问题”的政策是土耳其通过建立多维度的友好关系重新定位地区和全球角色，以“对话和合作”代替“强制和冲突”，保证土耳其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和独立性。对于土的邻国外交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析，一是此举可以提高土耳其与邻国的政治、经济合作；二是向所有邻国体现土耳其的重要性。
“战略深度主义”还认为，土耳其应实行多维度外交，逐步改变以往单一的外交，实现外交平衡。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拥有多重地区认同，因此有实力也有责任实行一体化和多层次的外交政策，历史和地缘位置的独特结合带给土耳其一种责任感，为解决地区冲突和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作出贡献，这是源自土耳其多层历史深度的责任召唤。冷战期间，土耳其基本上实行的是“一边倒”的亲西方战略，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这种单调的外交战略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但是在全球化、多极化的当代国际格局下，亲西方战略略显单薄，并且在有些情况下不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因此，土耳其除了继续发展与西方国家和邻国的关系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地发展与本地区外的非西方国家关系，以实现外交发展的多样性，以一种更为宏观的地缘战略视角，重视以往所忽视的亚洲、非洲地区。
有西方学者给“战略深度主义”冠以“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nism）的标签，“新奥斯曼主义”起初是用来定性上世纪 80 年代末土耳其总统厄扎尔（Turghut Ozal）治下的土耳其外交政策。用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奥斯曼主义定性“战略深度主义”不免有些夸大其词，因为无论在与当年的奥斯曼帝国实力对比上，还是从战略深度的外交思想中，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土耳其奥斯曼主义的复兴。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土耳其的国家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并没有被丢弃，凯末尔主义对土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向东看”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战略深度主义”的指导下，在外交上表现出了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一些外交事务中，与西方盟友的外交政策不合拍，甚至有很大抵触，土耳其出现了脱离西方的外交迹象，这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关注。
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上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打破了以往的外交传统。为了实现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目标，土耳其频频向以往敌对邻国示好。2004 年，土耳其和叙利亚完成了两国历史上的首次高层互访，2007 年，土叙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有了新的进展，两国在能源、经济方面合作紧密。并且在地区事务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上，土耳其的政策不惜与美国政策相左，2009 年，土耳其反对美国提交联合国的有关制裁伊朗的决议，并且联合巴西与伊朗签署了向伊朗交换核燃料的“三方协议”。同时，土耳其与伊朗签订了“安全合作协议”，以共同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另外，土耳其积极改善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并收到了良好效应。2009年 4 月，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公布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路线图”，期待能够冰释前嫌，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土耳其在与美国的敌国关系升温的同时，却与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以色列剑拔弩张，以色列是埃尔多安上台以来为数不多的与土关系恶化的国家。土耳其和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根支柱”，两国作为中东地区的“另类”，都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两国关系曾一度发展顺利。1996年，两国签订了军事协议，在中东地区形成了准军事同盟关系。埃尔多安政府上台以来，土以关系急转直下，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十分不满，尤其是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非人道的封锁。2008 年 12 月，以色列发动针对加沙地带的代号为“铸铅行动”的军事打击，土以关系骤然恶化。埃尔多安在2009 年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不满以色列总统佩雷斯针对中东和平进程的言论而愤然离席。2010 年 5 月以色列袭击土耳其籍人道主义救援船致使土以关系跌至断交边缘。维护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独立和安全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之一，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外交争端，触及到美国的这一目标，并且使美国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
冷战期间，土耳其最大的安全忧患是北方的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2004年 12 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土耳其，成为 32 年来第一位访土的俄总统，提升了两国关系。两国的往来有着切实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2008 年，俄罗斯成为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土俄贸易量是土美贸易量的四倍。同时作为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两个邻国，土俄两国都或多或少地对美国和欧洲存有不满。并且土耳其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土耳其65%的天然气和 40%的原油进口来自于俄罗斯，两国能源合作的前景甚好。
土耳其对西方的政策分两个层面，一是困扰土耳其多年的加入欧盟问题；另一个是以大西洋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土耳其一直矢志不渝地追寻着自己的“欧洲梦”，但就目前来看，土耳其的“欧洲梦”还将会继续做下去。尽管埃尔多安政府一直在努力按照欧盟所规定的“哥本哈根标准”（Copenhagen Criteria）进行国内改革，欧盟对此仍不满意。土耳其认为，欧盟所谓“哥本哈根标准”实质是针对土耳其的“安卡拉标准”，对土加入欧盟实行“双重标准”。在欧盟内部，除传统敌国希腊和塞浦路斯强烈反对土耳其入盟外，法国和德国是抵制土耳其加入欧盟比较强烈的国家，它们仅允许给予土耳其“特殊伙伴关系”。这不仅打击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决心，并且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方向。
美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而不是如以往般顺从美国，甚至有时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相左。自 2003 年以来，美土之间龃龉不断。首先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否决了美国通过土耳其开辟伊拉克战争的“北方战线”议案；2008 年 8 月土耳其又延缓援助被俄罗斯入侵的格鲁吉亚，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度不如以前，美土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面临挑战。除了两国产生的直接摩擦外，土耳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同步。尤其是土耳其改善与诸如叙利亚、伊朗等国的关系，让美国极为反感，这间接地与美国的中东政策相悖。
埃尔多安政府不断加强与中东穆斯林世界和俄罗斯的关系，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疏远，土耳其的外交风向是否改西向东？土耳其这种外交行为是战略改变还是政策转移？需要认清的是，一国外交战略发生重大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并且这与一国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利益有着直接的联系。亲西方的“凯末尔主义”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土耳其外交思想中，这决定了土耳其的外交战略方向不会在短期内有大的变化。在国家的对外战略中，战略目标应与国家的综合实力相匹配，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对外战略目标的制定和实现。土耳其现在的国家实力正处于一种上升期，但又远未达到与西方国家完全抗衡的程度，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在外交舞台上，既想有一番作为，而采取积极、多样的外交政策，但又不能完全脱离亲西方的外交轨道。埃尔多安也一直在强调，土耳其加入欧盟是主流，也是土的外交战略。因此，土耳其将西方国家视为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这一外交基轴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
三、中东剧变中的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
自 2010 年底起，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现政权纷纷垮台，从而导致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中东地区长期积压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国内矛盾以及地区国家间的矛盾集中凸现出来，由此开始了地区新一轮的动荡。中东剧变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也造成了很大冲击，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周边地区保持稳定与和平。面对已经不存在的周边稳定形势，埃尔多安政府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政策，希望在混乱的中东地区有所作为，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营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中东剧变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埃尔多安政府“零问题”外交出现松动，根据不同的邻国调整相应政策。“零问题”外交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此政策的目的在于以主动的姿态化解与邻国之间的宿怨，为土耳其的综合发展创造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环境。当始于突尼斯的变革蔓延至土耳其邻国叙利亚时，土耳其的“零问题”显得极其脆弱。我们可从埃尔多安政府对叙利亚问题的立场看出端倪，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土耳其政府无法确定叙局势的走向，对叙危机采取一种模糊的外交政策，希望阿萨德政权通过变革来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但是，随着叙局势的进一步恶化，阿萨德政权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明确要求阿萨德政权下台，土耳其在“亲民主”的旗帜下开始对阿萨德政权采取强硬政策。不仅参加由西方国家所组织的“叙利亚之友”多边论坛，并且允许叙反对派在土从事反叙政府的各种活动，暗中对反对派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叙反对派夺取巴卜海瓦等口岸。土耳其还与沙特、卡塔尔密切配合，在距叙边境大约 100 公里的阿达纳设立一处秘密基地，为叙反对派提供军事、通信等重要援助。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不仅突破了不干涉中东国家内政的外交传统，采取非强制性的、软实力的方式推动地区稳定。同时违背了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原则，“零问题”外交逐步向建立协调地区体系的外交目标过渡。中东剧变颠覆了土耳其的邻国“零问题”的外交政策，使它必须在与邻国政权保持“零问题”和满足邻国政治反对派的诉求之间进行选择。
（二）中东剧变破坏了土耳其追求的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环境，同时却为土进一步扩大国家影响力带来了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东剧变中一些区域内国家的实力大损，凸显出土耳其的地区大国地位，埃尔多安政府显然不会错过扩大国家影响力、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二是“土耳其模式”成为中东国家所尝试效仿的样板之一。所谓的“土耳其模式”主要是指在伊斯兰教信仰比较浓厚的国家实现政教分离，建立一个世俗化、民主化以及市场化的国家，土耳其在“伊斯兰和民主之间产生持久婚姻”，可以启发其他中东国家探索各自的发展道路。中东剧变正是由于一些政权民主、自由不够，从而导致根基不稳，政变后的国家势必会摸索国家的民主、自由之路，显然土耳其的成功模式可以成为这些国家的备选选项。因此，中东剧变后，埃尔多安政府显得尤为积极，埃尔多安完成了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三国的“阿拉伯之春之旅”，积极与新组建的政权加强联系，进行了一系列的“亲民主”活动和讲话，如在访问埃及时发表演讲，呼吁埃及人民“不要惧怕世俗主义，世俗国家并不是意味着人民都是无神论者，而是意味着尊重所有的宗教信仰，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
（三）中东剧变为土耳其未偏离“亲西方”外交基轴提供了明证，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应对中东剧变上保持了一致的基调，同时将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土外交的根本点。在中东剧变发生的过程中，埃尔多安政府并没有立即在国际上表态，而是静观其变，其实观察的视角无非有二，一是中东国家剧变的广度和深度到底如何，是否到了从根本上颠覆政权根基的程度；二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和立场，以便于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的立场。这在埃及和叙利亚局势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埃及民众抗议刚开始时，土耳其不能确定事态将如何发展，并没有对埃及局势表态。但当意识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下决心让穆巴拉克下台时，土耳其最终确定了对埃及的态度。在叙利亚问题上，埃尔多安政府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步调一致，不仅参加了西方国家组织的“叙利亚之友”，同时作为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和美国在背后向叙反对派提供援助上进行合作。在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政府又显示出维护国家利益的一面，在人道主义干涉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持一种消极甚至是反对的态度，关键的因素是土耳其在利比亚有 150 亿美元的投资，25000 名土耳其籍工人在利比亚工作，使得土对利政策显得比较谨慎小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与美国在一些国际事务中的矛盾仍旧存在，对中东剧变意见的一致并不能打消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如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土耳其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国家的地位，美国则反对。
中东剧变对土耳其外交来说，带来了一些机遇。尽管中东剧变破坏了土耳其所要维护的地区稳定与和平，但在中东各种力量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有利于提升土耳其国际地位和扩展地区影响力。在地区大国中，以色列虽有美国的背后支持，但在中东地区的孤立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在武力上对其他中东国家进行征服，却得不到这些国家的真心支持。埃及作为地区大国曾经在地区等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剧变后的埃及国内问题尚待解决，一时难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以往的作用。一般看来，伊朗在这场剧变中获益颇多。长远来看，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内部存在很多问题，甚至盟友政权的维持都成为问题，尤其是叙利亚。一旦巴沙尔政权垮台，在美国和以色列高压制裁下，很难保证中东剧变不会蔓延至伊朗。因此，就目前来，土耳其的地区大国地位比较稳固，有利于外交的进一步施展。
但中东剧变对土耳其来说，不仅是机遇，同时也是挑战。土耳其外交上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暂时失去稳定和平的国际周边环境，这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和保证。叙利亚危机已经给土耳其“零问题”外交造成巨大的打击，周边地区环境的恶化压缩土外交政策的操作空间，这需要土政府不断调整本国外交政策。土外长达武特奥卢访问英国时发表演讲指出在变化的世界之中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需要变革。二是如何调节西方国家对中东国家的高压政策和土维持稳定周边环境之间的平衡。在伊拉克战争中土耳其和美国已经出现了这种失衡的局面，这是土耳其未来需要面对的挑战，一旦美国认为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希望利用中东剧变的势头武力攻打伊朗，埃尔多安政府又将如何应对，无疑是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种挑战。
四、影响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
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调整是土政府在应对新的国际安全形势，结合正义与发展党自身的外交思想而作出的理性应对，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束缚。
（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推动埃尔多安政府调整土外交政策，土耳其重新定位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战略环境的不断变化给土耳其调整与西方的关系制造了很多难题，长期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把西方置于优先位置。冷战结束，中东和巴尔干地区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黑海和中亚地区出现新的机会和挑战，土耳其重新审视亲西方政策。从冷战后大的国际安全环境来看，土耳其冷战期间最大的安全威胁苏联解体了，安全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没有来自北方的安全之忧，这为土耳其改变冷战时期的安全政策提供了基本条件，俄罗斯由于国力的衰微，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西化，加之俄与土耳其在能源、经贸上的往来，两国关系逐渐升温，不会给土耳其带来冷战式的威胁。同时，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土耳其南部的安全局势恶化，尤其是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独立主义倾向严重，直接威胁到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民族情绪，这样土耳其的安全威胁由北部转移到南部。因此，与中东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对于解决库尔德问题有一定的裨益。同时，冷战结束后，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建立了与土耳其在文化和种族上具有渊源关系的国家，这为土耳其提供了积极施展外交影响的广阔空间，土耳其有意在中亚五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9·11”事件后，美国的安全战略转移到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反对恐怖主义上来，无暇顾及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而优先考虑美国的安全问题。土耳其拒绝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开辟“北方战线”让两国关系出现阴影，无论是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还是冷战后的战略伙伴关系，都不能定性如今美土之间关系的实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给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带来很大负面作用，土国内出现了美国既是土耳其的盟友又是土耳其潜在威胁的声音。土耳其为了保证本国的国家安全，采取了一种较为务实、理智的外交政策。
（二）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土耳其对自己认同定位困境的产物。自凯末尔改革以来，世俗化、现代化一直是土耳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土耳其毕竟是受伊斯兰教影响深远的国家，尽管凯末尔改革从制度层面上实现土耳其的世俗化，但在广大的土耳其民众中，伊斯兰教的影响仍然很大。因此，土耳其发展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从宗教渊源上能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同时，土耳其在西方看来是一个拥有众多穆斯林但又实行民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和世俗主义的国家。土耳其在评估外交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关系时认识到，北约和欧盟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土耳其成为西方国际共同体的一部分，亲西方并不一定总是符合土耳其的利益。土耳其精英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土耳其偏向东部认同，会获取更多的利益。
（三）欧盟一直将土耳其拒之门外是影响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欧盟一直以未达到“哥本哈根标准”为由，拒绝土耳其入盟。土耳其也意识到，欧盟 2004 年的新一轮扩大遇到很大的困难，法国、荷兰拒绝欧洲宪法而引起制度危机，在欧盟未解决内部问题前，土耳其加入欧盟仍非常遥远。当下欧债危机还未化解，欧盟内部出现问题，这都不利于土耳其入盟。2010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英国伦敦发表演讲提到，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向，部分原因应归咎于欧盟把土耳其“拒之门外”。“一些欧洲人”不想给予土耳其“寻求的那种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致使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疏远。当今土耳其面临的不是伊斯兰主义，而是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大多数土耳其人仍以西方作为自己的依靠。但欧洲对土耳其实行“双重标准”，美国忽视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土耳其对欧洲逐渐失去了耐心。
（四）土耳其两大国内政治问题影响着外交政策。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裂痕严重影响着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实现。土耳其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库尔德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国内库尔德民族分离运动上，且在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也对土耳其的主权和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由于萨达姆政权的消亡，出现了权力真空，加之美国欲拉拢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以稳定伊拉克国内形势，土耳其对此更加忌惮。因此，为防止上述国家库尔德人之间的联合而使其实力强大，同时为打击库尔德人在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庇护所，土耳其不得不加强与这些中东国家的关系。另外，自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起，凯末尔进行世俗化的改革，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在土耳其国内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土耳其外交政策向东还是向西，势必受到这两种思想碰撞的影响。加之正发党本身是伊斯兰政党，土耳其外交政策就产生了向与土耳其地缘位置更接近、宗教信仰相同的伊斯兰国家转移的可能。
总之，随着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土耳其对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开始重新定义与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关系。
五、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发展趋势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举动，在国际舞台上引起不小的震动，西方认为土耳其的外交方向从此发生转移，西方将失去土耳其，土耳其将加强与东方国家的联系。其实，这些都是对土外交政策的一种误读，土耳其未来仍将西方作为外交政策发展的主流方向。
2007 年土耳其正发党获得连任，新政府宣布土耳其在国内将继续以加入欧盟为指导目标的民主化改革，采取自由措施解决库尔德问题。尽管土耳其长时期内申请加入欧盟没有结果，并且国内还出现了放弃入盟、还原土耳其伊斯兰教本质的声音。但这不仅有违凯末尔主义的外交传统，且不利于土国家利益的实现。土耳其会继续寻求欧盟完全成员国身份，以保证完成始于凯末尔时期的现代化运动。2010 年 9 月，土耳其修宪公投获得通过，新宪法削弱了军方权力，加强了司法的独立权，通过这次修宪，土耳其将更符合欧盟的政治体制标准，有助于加入欧盟。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土耳其与中东国家甚至俄罗斯外交升温，并不意味着土耳其疏远西方甚至与西方断绝关系，而只是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开始突出中东、俄罗斯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位置。
当然，土耳其国内的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非常盛行，并且在伊拉克战争后达到了高潮，土耳其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民众调查中最反美的国家。另外欧洲怀疑论(Euroskepticism) 在土耳其也有一定的市场。但必须看到的是，无论是反美主义还是欧洲怀疑论，都不是土耳其新出现的现象。冷战时期，美国在 1962 年处理与苏联的古巴导弹危机时，曾经以撤走在土耳其的“丘比特”导弹为交易砝码，此举引起土国内一致对美反感。另外，上世纪 70 年代塞浦路斯危机期间的“约翰逊信件”事件，美国公开站在希腊一边，引起更大一波的反美浪潮。至于“欧洲怀疑论”，自凯末尔亲西方外交开始之时，这种声音就一直没有停息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土耳其具有反美主义和“欧洲怀疑论”思想的一般都属中下层阶级，土耳其的大部分主流阶层对凯末尔的亲西方外交思想矢志不渝，这也导致反美主义和“欧洲怀疑论”无法在土外交实践中形成很大的影响；土耳其和西方无论是多么牢固的盟友关系，都不可能在一切外交事务中达成一致，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 2009 年 4 月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演讲中所提到的那样，美国和土耳其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任何两个国家也都不能，但两国在过去的 60 年经受住了诸多考验而并肩作战，基于两国盟友的牢固基础和友谊的永恒，美土两国关系将更加紧密，世界将更加稳定。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自埃尔多安政府上台以来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并非实质性和根本性的变化，土耳其加强与穆斯林世界、俄罗斯的关系仅仅是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这是打破土耳其外交几十年来的不平衡，是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种完善，是土耳其在新的安全形势下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而进行的举措，这也在一程度上体现了土耳其外交政策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种转变可能使得西方国家难以适应，而把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摩擦扩大化。应该看到的是，土耳其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是土外交政策两大基石。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代，这种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这关系到土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地区强国、国家安全和独立，保护世俗主义，建设现代化、民主和繁荣的社会。土耳其本身实力有限，还无法脱离西方国家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尽管加大了对邻国的介入行为，但土耳其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策略带有极大的理想主义色彩。土耳其政策制定者积极支持发展与邻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但不会以此来替代半个多世纪以来与美国、西欧的紧密联系。另外，正发党本身虽具有伊斯兰色彩，并在国际舞台上的某些场合表现出不与西方为舞的外交姿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张声势，为了获取国内民众的支持。更为现实的是，土耳其具有“军人干政”的传统，而土耳其军方又是世俗主义的坚定捍卫者。1996 年伊斯兰政党繁荣党的教训，正发党不可能视而不见。因此，正发党在亲西方的外交道路上还将继续下去，在可预见的将来，土耳其亲西方的外交战略不会发生改变。
（注释略）